邻人之死与死于邻人

摘要: 有幸存者亲眼看到镇上的波兰人冲进犹太邻居的屋子,他们的同伙则在屋外用手风琴和笛声掩盖妇女和孩子的哭叫

11-14 14:26 首页 财新文化


邻人之死与死于邻人


文|西闪

书评人


耶德瓦布内(Jedwabne)是波兰东北部的一个小镇。“二战”前,小镇共有2500多名居民,波兰人约占一半,另一半是犹太人。多年后,一位居民回忆这里,觉得以往的生活宛如田园牧歌,人们关系和谐彼此亲近,几乎都可以直呼其名。


然而就在这里,1941年6月25日到7月10日,短短十多天时间里,不仅镇上的犹太人被屠杀殆尽,从邻近地区前来避难的犹太人也被杀光。1600余人遇害,只有10多人幸免,活到战后的,仅有7人。


是谁实施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?也许有人会不假思索,“肯定是万恶的德国纳粹。”是的,如我们现在所知,纳粹对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。然而,发生在耶德瓦布内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


历史的迷雾笼罩了五十多年,直到波兰裔美国历史学家杨·格罗斯(Jan T.Gross)出版了《邻人》(Neighbors),真相才得以呈现。原来,屠杀犹太人的不是别人,正是他们的邻居——小镇上那些和他们做同学、聊家常、做生意的波兰人。


杨·格罗斯在《邻人》中讲述了另一种大屠杀


看看“邻居们”干了什么。一位幸存者证实,他亲眼看到镇上的波兰人如何虐杀犹太人。暴徒冲进犹太邻居的屋子,不分老幼,一律戕杀。他们的同伙则在屋外用手风琴和笛声掩盖妇女和孩子的哭声与惨叫。另一群暴徒逼着两位母亲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,之后自尽。一位母亲很快沉入水底,另一位在池塘里挣扎了几个小时。围观的暴徒还建议她脸朝下没入水中,这样会死得快些。最终,看见孩子已经溺亡,“母亲用力沉入水中,终于死去。”


大屠杀在7月10日达到顶峰。暴徒们挨家挨户搜查,把余下的犹太人集中到广场一个大谷仓,浇上煤油全部烧死。有些孩子甚至被背对背捆成一束,用干草叉架在炭火上烧。“大火后,他们用斧头劈开未完全肢解的尸体寻找金牙,极尽所能破坏这些‘神圣殉道者’的肉身。”


事后,未曾参与杀戮的妇孺偶有吐露真相。格罗斯发现,最凶残最残暴的歹徒中,最小的只有9岁。可见当时波兰居民卷入大屠杀的程度有多深。因此,要解开这场大屠杀的谜团,凶手的说辞在某种程度上比幸存者或旁观者更值得重视。


《邻人》中文版封面


《邻人》引用的主要文献,大多来自暴徒们的证词,包括战后官方的调查材料、庭审记录,以及嫌疑人的自我陈述。格罗斯注意到,尽管审讯由于各种原因敷衍草率,凶嫌们百般抵赖,且极少有人因此被捕,但在漏洞百出的遮掩之下,交叉的证词反倒使真相更加冷硬立体。


当然,如果没有直面真相的执着与勇气,这些证词只是废纸而已。是格罗斯将它们梳理出来,致力解开三大问题: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?为什么会发生?真相为什么会被掩盖这么久?


汽车修理工卡罗尔·巴登(Karol Bardon)留下的记录很有代表性。他以旁观者口吻写道,7月10日那天,他去工棚,经过犹太小伙莱温被杀的现场。当时一个凶手指着尸体得意洋洋地说,他是用一块大石头砸死莱温的。


一路上,巴登看到很多犹太人被集中到广场。一群手持棍棒的波兰人骑着马,在郊外的田野和路边搜寻逃跑者。晚些时候,当巴登再次返回工棚,他看到杀死莱温的凶手和另外两个同伙正在虐杀一个机械厂厂主。浑身是血的厂主向旧时的员工呼救,但是巴登出于害怕,径直走开了。


巴登并非无辜的旁观者。他没有直接参与当天的大屠杀,只是因为那天他必须去德军哨所修车。收工后,他从机械厂的库房里为暴徒们运出了大量煤油。这些煤油烧死了谷仓里数百名犹太人。


奇怪的是,在谷仓纵火案中,巴登是惟一获判死刑的人——实际上,他也是这场大屠杀中惟一被判死刑的人。尽管在战后遭指认的凶嫌多达92人,他们有名有姓,有家庭地址,却只有22人被诉,最终获刑的仅十几个。难怪格罗斯不无讽刺地感叹,比起逃脱罪责并无悔意的大多数波兰居民,巴登有些“倒霉”。


与巴登形成对照的人叫耶日·劳丹斯基(Jerzy Laudanski),也就是那个年仅9岁的暴徒。一位老妇指认,就在7月10日下午,劳丹斯基告诉她,自己已杀死了两三个犹太人,正在追杀别人。用石头砸死莱温和那名工厂主的主凶之一也是他。


1956年,24岁的劳丹斯基给政府写了一封请求信。他称自己是一个遭受不公判决的真正的爱国者。他把大屠杀的责任全部推给德国纳粹,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。第二年,劳丹斯基获得假释。


纳粹在耶德瓦布内大屠杀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?格罗斯在书中援引不少一手材料说明,至少在这场屠杀中,德国人并非主导者。包括暴徒在内的目击者也大多表示,当时入驻耶德瓦布内的德国占领军人数很少,且全程未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戮,“他们只是站在一旁,拍下了波兰人如何虐杀犹太人的照片。”一个宪兵队的厨娘还证明,一个暴徒跑到宪兵队,要求获得杀人的武器,被指挥官赶了出去。就她所见,德国人在这里不仅没有殴打过任何犹太人,甚至还救了三个犹太妇女的命。7月10日之后,耶德瓦布内的屠杀被德国人制止。一些逃走的犹太人返回镇子,有些还在德军哨所工作,直到后来被送进集中营??


格罗斯认为,这场大屠杀之所以发生,除了根深蒂固的反犹心理,还有多重的复杂动因。从1939年苏联和德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到1945年“二战”结束,波兰先后被苏、德侵占。他们的统治对波兰社会的摧毁非常严重,导致原先克制恐惧、偏见、仇恨、贪婪等内在冲动的社会规范荡然无存,出现了道德沦丧以及“人际关系残暴化”的恐怖局面。小镇上的波兰居民就是极端的例子。通过屠杀犹太人,他们“一举多得”,宣泄对犹太人的仇恨,侵吞犹太人的财产,消除将来遭受报复的未知恐惧,更重要的是,顺从或讨好排犹反犹的占领当局。


很大程度上,这样的大屠杀并不“现代”。波兰裔的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(Zygmunt Bauman)认为,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,没有极富效率的官僚系统,没有人们对工具理性的高度推崇,就根本不会发生。然而,耶德瓦布内的大屠杀不符合这一论述。那里没有德国纳粹的反犹宣传,没有高效运转的动员机制,也不存在理性至上的算计,波兰人却自发组织起来,残杀自己的邻居。所谓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论只会妨碍对这一具体事件的理解。


当然,真正对这场大屠杀形成遮蔽的,还不是社会学家的理论,而是意识形态,包括当时波兰社会的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,以及后来“冷战”时期的主义之争。它们把任何追寻真相的探讨都变成禁忌话题,最终导致,没有人真正面对事实,也没有人被追究罪行和承担责任。


相反,极少数正直的波兰人,却要在生活中承受邻人的惧怕与憎恨,因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真相,是潜在的威胁。譬如维日考夫斯基(Wyrzykowski)一家,曾冒着生命危险把七名犹太人藏在家中,直到“二战”胜利。但在战后善恶颠倒的日子里,他们的英勇之举反倒成了抹不掉的污点,甚至延续到子孙。


格罗斯认为,小镇里曾长期存在的两块战争纪念碑,就是善恶颠倒的象征。它们像两块遮羞布,抵挡着真相、正义与良知。其中一块,把1600名犹太人的死亡全部归咎于纳粹,另一块则自相矛盾地说,有180人死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、纳粹和秘密警察之手,避而不谈另外1000多犹太人是如何消失的。


《邻人》成书于2000年,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。三年后,波兰政府宣布,经他们的调查,耶德瓦布内只有大概40名波兰居民在德国纳粹的“鼓动”下参与杀害了犹太同胞,且整个死亡人数绝非格罗斯说的1600名;司法调查结论称,镇上约有340名犹太居民遇害,其中约300名烧死在谷仓中,另外40名“死因不明”。


不久,波兰检察机关对格罗斯展开了两次调查,寻找“诽谤波兰民族”的书面证据。政府发言人还抨击格罗斯的文字“在历史上是不真实的,对波兰有害的,侮辱性的”。直到去年他们还在讨论,用什么理由收回此前发给格罗斯的荣誉勋章。而格罗斯在媒体上不止一次发声,称波兰历史教科书上所谓“被卷入犹太大屠杀的当地民众”,实际都是自愿行事,他们杀害犹太人的数量多过纳粹。


托尼·朱特在经典著作《战后欧洲史》开篇对“二战”期间迫害犹太人的问题做出了经典阐述


思想家托尼·朱特(Tony Judt)是格罗斯的历史学同行,也是他的挚友。他还记得,在《邻人》写作期间,他们并肩坐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外台阶上的情景。格罗斯曾对朱特感慨,下辈子他一定选择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史,因为那样的素材美好多了。


此书中文版今年9月出版,这也是格罗斯第一次被译介入中国。我拿到样书,硬起心肠读完后,完全能体会格罗斯的心情。直面人性的黑暗,不会让人好受。然而就像朱特所说,即便格罗斯去研究文艺复兴艺术,他也不会放弃追寻真相的责任。而历史学家一旦放弃了责任,纵有再多优点,也称不上是一位历史学家了。


刊于《财新周刊》2017年第37期


特别声明 财新文化由财新传媒出品。财新文化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财新传媒及/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。欢迎在朋友圈分享,未经许可,禁止进行转载、摘编、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。


首页 - 财新文化 的更多文章: